铁路时代式的挣扎？

袁伟时对于铁路时代的反社会进步势力的评论对于今日之华夏多少还是有些意义的。改革二十年之后，在自由主义和现实难题之间左右摇摆的社会潮流是否在理想和信念迷失之后，丧失掉前进的动力呢？固然，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无法在国际化的风云诡谲的市场问题中游刃有余，而决策体制之所以行动迟缓，虚与委蛇（譬如3G牌照，网络中理性，还有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其症结是在乎于所谓的“主义”还是其后纠结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呢？每一个部门自然不会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外先行考虑全局发展，可是即便这种利己主义倾向不能从道德尺度肃清，也不可以通过改善体制加以诱导吗？

中国知识阶层中历来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清流”或卫道士自居，此辈多半满嘴空话、大话，满身污秽，凡他们认为不合祖宗章法的措施，不管多么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和人民福祉，一律猛烈抨击，一再成为改革停滞、倒退、国家发展受阻的重大障碍。

袁伟时 《中国铁路(1863-1949):在愚昧、专制、侵略下挣扎》